#和故事一起看斯卡羅
在《斯卡羅》劇中,一共出現兩位重要的官員,分別是總兵大人—劉明燈、道臺大人—吳大廷。究竟這兩位官員代表的是什麼?兩人之間又有什麼關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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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灣鎮
臺灣鎮總兵,清朝領臺時建制,為管理駐守臺灣的正規軍隊最上級的將領。
以現今的角度來看,臺灣鎮總兵劉明燈就是當時臺灣最高層級的武官。
2⃣臺灣道
臺灣道,即劇中的「道臺大人」,是管轄臺灣的最高級行政官員。清朝領臺時設臺廈道,雍正六年(1728年)改臺灣道。
以現今的角度來看,道臺大人吳大廷就是當時臺灣最高層級的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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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可以知道,總兵大人劉明燈與道臺大人吳大廷,兩人雖然都是管理臺灣的重要官員,但前者是屬於武官系統,後者則是屬於文官系統。
兩者並非出自同一個體系,也沒有誰隸屬於誰的問題。
也因為總兵大人及道臺大人,都是臺灣最高級的官員,到十九世紀,有時臺灣鎮和臺灣道,會聯名一起上奏,代表臺灣最高層級彙整消息對皇帝做報告。
而如果朝廷及上級單位有任務要交辦,也時常會請臺灣鎮、臺灣道共同會辦。
那為什麼在劇中,總兵大人劉明燈雖然早已率領鎮瑯軍前往搜救羅妹號的船員,卻遲遲無法從道臺大人吳大廷那拿到軍餉呢?
這個問題,其實和兩位官員的職權有關。
從工作層面來看,總兵大人只需要管理好這批正規軍、決定出兵的戰略行動。
但是道臺大人則是包辦了所有行政及後勤工作,例如:稅收、建設、交通、教育、財政等等,管理軍糧、軍餉,也是道臺大人的工作。
所以道臺大人對軍事完全沒有影響囉?
其實不然。在「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的臺灣,臺灣道加了「兵備道」的官銜,分擔總督、巡撫的軍務,監督地方軍隊,緝捕盜賊、鎮壓民亂,管理軍隊錢糧和屯田。同治八年(1869)後,臺灣道甚至擁有自己的軍隊「道標營」。
然而臺灣道管轄的道標營,是在羅妹號事件發生之後,才出現。
回到羅妹號事件本身,總兵大人劉明燈與道臺大人吳大廷,兩人對於出兵與否的意見衝突,其實就是當時臺灣官員的日常。
自十九世紀中期,臺灣開港通商後,臺灣的官員們早已對於「海防」問題有不少經驗,加上羅妹號事件也並非第一次發生的船難,對於要如何處理,會有不同意見是十分正常的。
不過他們沒有想到的是,這起船難非同小可,更成為影響日後臺灣史發展的重要轉捩點……
📺和故事一起看斯卡羅
1867 年發生在恆春半島南端的「羅妹號事件」,深刻地影響了臺灣日後的發展。
看完公視年度大戲《斯卡羅》,想要更認識這段臺灣歷史?想要理解歷史上各族群在事件中如何互動,並在國際關係中彼此角力?想要知道劇情與史實有哪些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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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陳冠妃協助撰寫此文,並感謝 斯卡羅 SEQALU:Formosa 1867 提供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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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有6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1,790的網紅李基銘漢聲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影音頻道,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漢聲廣播電台「fb新鮮事」節目 李基銘主持人 本集主題:鐵道部園區歷史、古蹟修復 訪問:林一宏 助理研究員 國定古蹟臺灣總督府鐵道部位於忠孝西路、塔城街、鄭州路、延平北路間,屬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管轄。1884年臺灣巡撫劉銘傳聘請英國與德國顧問,於淡水河碼頭內建造機器局,組裝槍...
總督巡撫 在 知史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書生也做賊:剃頭梳髻的明朝倭寇多半是中國人|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亂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戰國時代,無處不燃戰火,無人能得安寧,田園荒蕪,屍骨遍野。喪家野犬般的浪人、無糧可種無魚可打的流民、爛命一條的無賴,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軟弱的中國,一艘艘倭船出發了!
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為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幹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1.亂世日本太難混了!
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為了飯糰就可以用生命戰鬥。
嘉靖年間,日本國內的情況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搗翻的螞蟻窩一般混亂不堪。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養著,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征夷大將軍已經空有名號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佈。
日本全國分為六十八國(國類似中國的州縣),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佔據著。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佔據幾國率眾數萬,弱的佔據幾個村子率眾數百,為了達到權力的頂峰,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屍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就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拚。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麼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麼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飢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裡求生,發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夥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餘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並不很多,因為日本的將軍、大名為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為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台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隻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於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隻的製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於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餘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
2.真倭的姓名哪裡去了?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沒有絲毫警惕性,像看動物園猴子一樣。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個普通的早晨,浙江嘉興鹽邑縣早起趕海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還帶著槍刀弓矢。當地的巡海官軍百餘名圍了上去,問他們為何而來,無奈語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張小木櫃鋪上紙,用筆交談,船上一個懂漢字的人寫道:「我們是日本人,從本國而來,停船是因為舵壞了,想問你們借點糧食,等修好舵就走。我們不是壞人,不要逼迫我們,不然我們就和你們拚命。」
海邊來了好多外國人!整個縣城的人都轟動了,扶老攜幼地趕去看稀罕,當時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沒有一個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發一聲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趕緊關上城門開始防禦。
上述描寫出自嘉靖年間明人採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採九德是浙江海寧人,耳聞目睹了許多倭寇之事並記錄成書。對於倭寇的侵擾,除了朝廷官方的記載,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獵。
但是,倭寇雖來自日本,日本人的姓名卻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現,大多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類模糊稱謂。筆者手上的資料中,能確定是「真倭」的只有「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稽天新四郎」、「辛五郎」、「日向彥太郎」、「和泉細屋」、「善妙」、「莊公」等寥寥數人,而且這些名字不一定確切。
真倭姓名少見,除了後面要提到的有中國人假冒外,還有兩個原因。
在近代以前,大多數日本人只有名沒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階層,而且全日本也沒幾個姓,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皇族姓氏。一直到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頒布了強制性的《苗字必稱令》,規定了「凡國民,必須起姓」,否則受罰。說來有趣,這一下,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馬行空般地海量發展。據統計,現代日本的姓氏數目超過了十萬,而中國十三億人,加上少數民族的姓氏,才不過一萬出頭。
日本的姓氏複雜,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徹地弄明白。不過,他們的名卻簡單得多。拿日本男子來說,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結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標誌,長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十一位的就叫余一郎。上面所說的幾個知名倭寇,日向彥太郎肯定是老大,辛五郎則是老五,善妙則是和尚的法號。
除了日本人姓名複雜怪異外,明代人對日本也了解太少,沒有語言翻譯。抓到真倭後,「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當時,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著、語言以及長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擾上海地區,市民自發組織敢死隊數百人守城。當時正好漲潮水,倭寇不知深淺,輓著手在濠水中行動,準備連夜攻城,被潮水一夜之間淹死不少。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倭寇丟棄營壘從南浦逃走了。地方誌記載:「城中人見衣裾浮在水面,得六十七屍,皆受重創,頭顱腫大如鬥,口圓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千萬不要以為「髡頭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實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國流賊。嘉靖年間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國冒險家。嘉靖一朝,前線報捷奏章往往有「斬獲真倭首級若干顆,從賊若干顆」的文字,真倭就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從賊則是沿海地區三教九流的中國人。
真倭和從賊比例是多少?《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曆年間編寫《虔台倭纂》的官員謝傑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3.剃頭梳髻的就是日本人?錯了。
當時一個崑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後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台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人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誇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為主,但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國人了。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書生也做賊?沒錯。看看下面這首詩:
「海霧曉開合,海風森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睛更好,飛翠潑征鞍。」
這首五言律詩詞句清麗,意境恬淡,大得唐詩三昧,作者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書生倭寇。採九德在《倭變事略》中記載,他曾親眼見到一夥四十餘人的倭寇中,有個善卜筮的書生,專門出謀劃策,這首詩就是倭寇撤退後他題在廟壁上的。如此文採令採九德大為感慨:「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
對中國人冒充真倭的問題,明代史料上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僅有二百人,真倭佔十分之一,其餘都是福建浙江無賴之眾,頭頂剪髮而椎髻向後,「髮型」和真倭並不一樣。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時候一同作戰,打完仗則分開吃飯睡覺。《籌海圖編》直截了當地稱:「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子無賴,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喻世明言》裡有篇關於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畫得惟妙惟肖:「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
4.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我們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頭跣足」,穿著日本服裝,連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掩蓋身份。生物學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對海外經商限制得很嚴格,它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製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於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僕,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
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義者往往以綽號來掩飾真實姓名,像廣為人知的崇禎時期農民起義,起義領袖都用綽號: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闖塌天、不沾泥、掃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闖王」。在東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於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於統統以「倭情」上報。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曆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在這一階段裡,從賊中「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飢寒貧困的根源在於「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過來說,嘉靖前期為什麼要實行嚴厲的禁海令呢?是因為正德年間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兼海盜對沿海城鎮、島嶼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加上中國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才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最嚴厲的時刻連捕魚都不允許。禁海令是標準的因噎廢食,雖然並不是禁海招來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國倭寇。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麼忍饑挨餓,要麼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
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禁海的弊端明擺著,當時有不少有見識的人都很擔憂。抗倭名將譚綸用了一個「老鼠洞」的比喻,說:「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罷日本朝貢,明朝這兩大舉措看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為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佔,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製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
對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時人形象地諷刺道:「片板不許入海,艨瞳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全民皆寇,問題爛在自己根子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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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主題:鐵道部園區歷史、古蹟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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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定古蹟臺灣總督府鐵道部位於忠孝西路、塔城街、鄭州路、延平北路間,屬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管轄。1884年臺灣巡撫劉銘傳聘請英國與德國顧問,於淡水河碼頭內建造機器局,組裝槍砲彈藥及鑄造貨幣,內有鎔鐵所、鍛工場等。1895年日本軍方接收機器局,改為臺北兵器修理所,製造並修理陸軍所管兵器,可製造彈丸、信管、小銃丸及藥筴、船舶、鐵道鐵橋等,之後改稱為臺灣砲兵工廠,1900年由陸軍省移交鐵道部,同年改為臺北工場。1908年臺灣西部縱貫鐵路開通,鐵路交通運量與車輛維修需求大增,1909年臺北工場向東擴張,新建車輛修理工場、塗工場。1915年起拆除基地南邊原有建物,1918年新建鐵道部廳舍,與臺北工場並存,成為南廳舍、北工廠配置,直到1934年臺北工場搬遷至松山(今國定古蹟臺北機廠)為止,街廓內原有將近四十棟建物,歷經2005年興建捷運以及2013古蹟修復拆除不保存者,目前尚餘十棟,其中包含八處法定文化資產。
戰後鐵道部改為臺灣鐵路管理局。因都市計畫劃道路塔城街於1967年開通,切斷與西側鐵道部官舍群連結形成今日所見的街廓。1992年臺北市政府指定鐵道部廳舍為三級古蹟,1993年臺鐵總局遷移至臺北車站新廈。2005年文建會委託東海大學、中原大學進行古蹟調查研究及再利用規劃,2006年交通部與臺灣鐵路管理局,以及文建會與國立臺灣博物館簽訂臺灣博物館系統聯盟協議書,鐵道部古蹟修復再利用工作正式開始,以「鐵道部博物館園區」為基礎概念,目標為建置現代性展示主題之複合使用園區,並整合周邊都市及歷史涵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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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上禮拜的偷懶進度
內容勘誤:當年日軍登陸的地點為今日新北市的貢寮
#歷史上的今天 1895-JUNE-07 日軍佔領臺灣 / 乙未戰爭
我們在歷史課本上知道,中日甲午戰爭後,臺灣因為《馬關條約》被清廷割讓,日本接收台灣;但後續的「臺灣民主國」或是「乙未戰爭」,則鮮少被人提及,但這卻是與臺灣息息相關的故事。
▶ PODCAST收聽讓耳朵懷孕的聲音:
https://open.firstory.me/story/ckbfgpg2tsidy0873b2ermu7l
1894年,中日雙方因朝鮮問題爆發甲午戰爭;這是清朝推行「洋務運動」的總驗收,同時也是日本推行「明治維新」後的期末考。清朝的北洋艦隊在甲午戰爭期間重創,最後被迫簽下《馬關條約》;事實上,《馬關條約》在正式完成簽訂之前,中日雙方不斷交涉談判,清廷重臣李鴻章在割讓台灣澎湖與台澎附屬各島嶼的條件上爭論不休,甚至還為了條約內容的談判在日本挨了刺客一槍,相當狼狽。
直到1895年4月17日,中日兩國代表在日本下關的春帆樓正式簽署了《馬關條約》。完成簽約後,日本政府派出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海軍大將,在基隆外海與清朝官員交接,清廷則派出李經方辦理「交割」事宜,並命令臺灣巡撫唐景崧回京,所有在臺灣的文武官員內渡。但就在澎湖被日軍佔領的消息傳回臺灣本島後,臺灣地方仕紳開始與唐景崧等人籌組「臺灣民主國」,並推舉唐景崧就任總統,丘逢甲擔任義勇軍統領,準備與前來接收臺灣的日軍決戰,並等待清廷支持。此時,因為是甲午戰爭後一年,是為「乙未戰爭」
「乙未戰爭」就在5月29日日軍登陸新竹澳底後爆發,並花了十天的時間,在6月7日進入台北城,宣布日本開始殖民台灣。諷刺的是,「臺灣民主國」在5月15日成立,唐景崧卻在日軍登陸不久後在6月6日喬裝成老婦,潛逃至廈門;唐景崧潛逃後,民主國內部指揮系統大亂,黑旗軍首領劉永福繼續在台灣中南部地區領導反抗勢力;直到同年10月底,劉永福陣前潛逃,日軍進入台南城,日本才認定「臺灣民主國」勢力滅亡,反抗勢力轉為地區性零星的游擊戰,乙未戰爭才告一段落。
這場戰爭在軍方死傷統計上,臺灣民主國與日軍方大約1500人死亡;但在這段期間受害的一般平民百姓,據估計有十萬人以上。「乙未戰爭」也象徵著清廷統治臺灣約200年間,一直無法有效建立起完整的管理機制,在割讓臺灣之後更放任臺灣自組組織武裝反抗,讓日本接收台灣的旅程變成征服的戰場。這也讓日本方在事後認識到必須從民政機關強力控制臺灣民眾,引進更為現代化的政府制度,以推動殖民統治工作,才有了後續日本建立警察制度,以有效建立起完整的殖民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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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大天后宮,又稱清代臺北府城大天后宮,是臺灣一座由臺灣巡撫劉銘傳等官員建立於臺北府城的媽祖廟。該廟後在1912年前後因受颱風嚴重毀損及市區改正等緣故遭拆除,原址隨後建立「故兒玉總督暨後藤民政長官紀念館」(後改稱「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即今國立臺灣博物館前身),同時成為臺北新公園(現稱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的一部分。現在,其部分石造結構遺物仍散置於當地。
此外,該廟被棄置於臺北州廳廳舍的「二媽」[註 1]媽祖軟身神像,在1910年代初被曾石岳等三芝地方仕紳迎請至當地,並由庄民集資建廟供奉至今。
黃氏節孝坊現位於台灣台北市的228和平紀念公園內,是中華民國直轄市定古蹟。黃氏節孝坊落成於1882年,是台北市內難得一見的百年歷史以上的古蹟。
背景
黃氏,原名嘂娘(嘂,通「叫」),諡端懿。生於1820年9月9日,卒於1893年2月23日,享年74歲。黃氏家居福建舖錦(今石獅市寶蓋鎮鋪錦村),16歲遠嫁泉州晉江17歲的王家霖。
王家霖小名馬赤,字則樹,號秋霖、敦巖。父親是王宗河,任五品官,後來因故辭官從商,往返福建泉州與台灣艋舺兩地作生意。王家霖考功名,考了很多次都沒上,於是就丟下書本幫助父親王宗河做生意。王家霖體弱多病,1847年因病去世,年29。當時28歲的王妻黃氏不但跟隨公婆從泉州遠渡來台灣艋舺定居,並獨自撫養三子兩女,且子皆有其功名。(《淡水廳志》)
1870年,王家霖弟王則振,向淡水地方官員陳培桂與高臚璟請託旌表,陳、高奏報朝廷黃氏節孝事蹟,並求旌表;同治皇帝賜金三十兩,准其建坊及節孝祠。之後,黃氏次子王天錫積極募款興建節孝坊。
1882年,建於台北府城東門內的黃氏節孝坊落成,石材工匠皆來自泉州。
遷移拆建
1893年黃氏去世,建於台北府城東門的該坊,於1901年遭台灣總督府以「市街改正」為由,連同東城牆一起拆掉,將其遷至現今228和平紀念公園內。
1990年,因台北捷運施工,該坊第二度被拆,直到1997年台北市政府才重新組立於同樣公園的現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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