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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親戚看到了臉書上我發的兩篇有關於我來自眷村身世的文章,對我非常的不諒解,揚言要我刪文,否則不要代表他們說話。
我說:「我是說我自己的故事,難道我不能代表屬於個別的我自己?」
他們才安靜下來,但提醒我:「你耗子尾汁。」
今天我要簡單的說:「為什麼我們眷村第二代如此的緬懷蔣故總統經國先生?」
事實上1970年代軍公教的薪水少得可憐,所以很多人退休之後,退俸都一次領光,這對政府是一種非常不信任的舉動,有些人說:「非常懷念1970年代」這句話根本有毛病,因為那個年代中美斷交( 美國與中共建交,老蔣自己翻臉的,拒絕更改國名為「台灣」,而且退出聯合國,導致台灣後來長期的外交窘境 )、台灣民心不安、民主運動萌芽,警總四處抓人,眷村裡面也有不少人被警總帶走,就沒再回來了。
蔣經國先生為了穩定民心,尤其是「自己人」,49年撤退逃難來台灣的這些江東父老們,頒布了一條沒有法源依據的「陸海空軍退伍除役官兵退除給與及保險退伍給付優惠儲蓄存款辦法」,也就是所謂的18%優惠定存,因此,我們的叔叔伯伯們不再一次領走退休俸,而是反而把錢存進戶頭內,慢慢生利息,也因此幫助了蔣經國先生穩定了民心,其實,是我們有功於蔣家政權,而非蔣家有恩於我們外省人,蔣家太對不起我們外省人了。
然而多數軍人書是讀很少,甚至完全不識字的,18%政策之後20年,大家都越來越富裕,人人有房有地了,因此對於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的「恩典」感謝異常到奴化的地步。
過去,蔣家安排給眷村子弟的工作遍及軍公教與國營事業,再差也可以在學校、公家單位、台糖、台電擔任工友,工友也是有18%的,而且有的外省工友權力還比台籍校長、台籍主任大。
李登輝先生上任之後,這些「肥缺」「涼缺」「爽缺」一個個被取消了,眷村子弟要混入公職與國營事業,也沒過去那麼容易了,導致很多眷村小孩出去當流氓、勒贖綁票,大家如果有印象,應該不難忘記: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前,台灣的綁架撕票案真的非常多。
李登輝先生當年在地方經營自己的勢力,大部分有槍有刀,很像日本幕府時代的武士,他們捍衛李登輝先生的權力,所以,我們外省人的政治權力逐一被瓦解了,不知不覺的,一覺醒來,發現「中華民國滅亡了」,國家的名稱改稱「台灣」了,不知不覺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外省人如此痛恨李登輝先生,所以稱呼李登輝「黑金之父」,事實上看李登輝先生退休之後,有沒有黑道跟他維持良好關係?看起來是根本沒有的,因此那種蔑稱只是一種污辱與醜化而已。
而且,我們外省人仇恨李登輝心態在於:「我們遲遲無法接受中華民國1949年滅亡了,聽到李登輝喊兩國論,方知原來我們的國家在外國人眼中叫做台灣,根本沒人承認R.O.C,由於這種尷尬與自尊受創,我們只能憑藉著仇恨李登輝,來掩飾自己的心虛與愧疚不安。」
事實上我們心知肚明:「李登輝先生創立的台灣民主,是世界的典範,亞洲的楷模。」只是我們外省人嘴巴上說不出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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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故事》
平平是總統,對台灣民主有著舉世稱羨卓越貢獻的李登輝前總統,其故居破敗成如此這般,台灣人於心何忍?
(圖片提供/ 台聯黨前立委 周倪安)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4萬的網紅Dd tai,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祖谷溪平家屋敷:公元1184年,日本源平合戰終末,權傾平安時代末期的平家一族,被源氏一族的戰爭天才源義經擊敗於壇之浦海戰,平家滅亡,源氏建立鎌倉幕府,統一日本。與平家有關係的人為了逃避源氏的追殺,紛紛躲避於荒山野嶺中。因此日本有很多平氏一族避難之地,例如岐阜縣的合掌村,以及這次要參觀的祖谷平家屋敷。...
江 戶 幕府滅亡 在 知史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書生也做賊:剃頭梳髻的明朝倭寇多半是中國人|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亂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戰國時代,無處不燃戰火,無人能得安寧,田園荒蕪,屍骨遍野。喪家野犬般的浪人、無糧可種無魚可打的流民、爛命一條的無賴,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軟弱的中國,一艘艘倭船出發了!
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為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幹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1.亂世日本太難混了!
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為了飯糰就可以用生命戰鬥。
嘉靖年間,日本國內的情況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搗翻的螞蟻窩一般混亂不堪。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養著,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征夷大將軍已經空有名號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佈。
日本全國分為六十八國(國類似中國的州縣),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佔據著。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佔據幾國率眾數萬,弱的佔據幾個村子率眾數百,為了達到權力的頂峰,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屍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就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拚。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麼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麼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飢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裡求生,發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夥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餘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並不很多,因為日本的將軍、大名為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為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台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隻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於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隻的製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於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餘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
2.真倭的姓名哪裡去了?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沒有絲毫警惕性,像看動物園猴子一樣。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個普通的早晨,浙江嘉興鹽邑縣早起趕海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還帶著槍刀弓矢。當地的巡海官軍百餘名圍了上去,問他們為何而來,無奈語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張小木櫃鋪上紙,用筆交談,船上一個懂漢字的人寫道:「我們是日本人,從本國而來,停船是因為舵壞了,想問你們借點糧食,等修好舵就走。我們不是壞人,不要逼迫我們,不然我們就和你們拚命。」
海邊來了好多外國人!整個縣城的人都轟動了,扶老攜幼地趕去看稀罕,當時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沒有一個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發一聲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趕緊關上城門開始防禦。
上述描寫出自嘉靖年間明人採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採九德是浙江海寧人,耳聞目睹了許多倭寇之事並記錄成書。對於倭寇的侵擾,除了朝廷官方的記載,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獵。
但是,倭寇雖來自日本,日本人的姓名卻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現,大多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類模糊稱謂。筆者手上的資料中,能確定是「真倭」的只有「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稽天新四郎」、「辛五郎」、「日向彥太郎」、「和泉細屋」、「善妙」、「莊公」等寥寥數人,而且這些名字不一定確切。
真倭姓名少見,除了後面要提到的有中國人假冒外,還有兩個原因。
在近代以前,大多數日本人只有名沒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階層,而且全日本也沒幾個姓,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皇族姓氏。一直到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頒布了強制性的《苗字必稱令》,規定了「凡國民,必須起姓」,否則受罰。說來有趣,這一下,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馬行空般地海量發展。據統計,現代日本的姓氏數目超過了十萬,而中國十三億人,加上少數民族的姓氏,才不過一萬出頭。
日本的姓氏複雜,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徹地弄明白。不過,他們的名卻簡單得多。拿日本男子來說,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結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標誌,長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十一位的就叫余一郎。上面所說的幾個知名倭寇,日向彥太郎肯定是老大,辛五郎則是老五,善妙則是和尚的法號。
除了日本人姓名複雜怪異外,明代人對日本也了解太少,沒有語言翻譯。抓到真倭後,「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當時,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著、語言以及長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擾上海地區,市民自發組織敢死隊數百人守城。當時正好漲潮水,倭寇不知深淺,輓著手在濠水中行動,準備連夜攻城,被潮水一夜之間淹死不少。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倭寇丟棄營壘從南浦逃走了。地方誌記載:「城中人見衣裾浮在水面,得六十七屍,皆受重創,頭顱腫大如鬥,口圓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千萬不要以為「髡頭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實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國流賊。嘉靖年間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國冒險家。嘉靖一朝,前線報捷奏章往往有「斬獲真倭首級若干顆,從賊若干顆」的文字,真倭就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從賊則是沿海地區三教九流的中國人。
真倭和從賊比例是多少?《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曆年間編寫《虔台倭纂》的官員謝傑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3.剃頭梳髻的就是日本人?錯了。
當時一個崑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後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台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人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誇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為主,但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國人了。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書生也做賊?沒錯。看看下面這首詩:
「海霧曉開合,海風森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睛更好,飛翠潑征鞍。」
這首五言律詩詞句清麗,意境恬淡,大得唐詩三昧,作者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書生倭寇。採九德在《倭變事略》中記載,他曾親眼見到一夥四十餘人的倭寇中,有個善卜筮的書生,專門出謀劃策,這首詩就是倭寇撤退後他題在廟壁上的。如此文採令採九德大為感慨:「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
對中國人冒充真倭的問題,明代史料上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僅有二百人,真倭佔十分之一,其餘都是福建浙江無賴之眾,頭頂剪髮而椎髻向後,「髮型」和真倭並不一樣。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時候一同作戰,打完仗則分開吃飯睡覺。《籌海圖編》直截了當地稱:「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子無賴,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喻世明言》裡有篇關於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畫得惟妙惟肖:「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
4.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我們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頭跣足」,穿著日本服裝,連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掩蓋身份。生物學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對海外經商限制得很嚴格,它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製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於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僕,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
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義者往往以綽號來掩飾真實姓名,像廣為人知的崇禎時期農民起義,起義領袖都用綽號: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闖塌天、不沾泥、掃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闖王」。在東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於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於統統以「倭情」上報。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曆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在這一階段裡,從賊中「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飢寒貧困的根源在於「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過來說,嘉靖前期為什麼要實行嚴厲的禁海令呢?是因為正德年間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兼海盜對沿海城鎮、島嶼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加上中國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才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最嚴厲的時刻連捕魚都不允許。禁海令是標準的因噎廢食,雖然並不是禁海招來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國倭寇。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麼忍饑挨餓,要麼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
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禁海的弊端明擺著,當時有不少有見識的人都很擔憂。抗倭名將譚綸用了一個「老鼠洞」的比喻,說:「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罷日本朝貢,明朝這兩大舉措看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為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佔,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製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
對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時人形象地諷刺道:「片板不許入海,艨瞳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全民皆寇,問題爛在自己根子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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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朝貢團寧波火拚 導致特許貿易取消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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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日本朝貢團在寧波的血腥火拚,令明帝國取締了日本的勘合貿易,為走私打開了廣闊的空間
到了1467年,統治日本的足利將軍家,發生了內亂,史稱「應仁之亂」 ,自此,日本進入了「戰國時代」。
「應仁之亂」中,大內氏迅速崛起,開始爭奪原先由細川氏所控制的對華貿易,單獨派出使團到中國朝貢,而爭奪中國的「勘合」至為重要。大內氏從幕府派往中國的貢使手中,奪得了明朝正德皇帝(1505-1521在位)的「勘合符」,細川氏也不甘後人,從幕府手上拿到了之前弘治皇帝(1488-1505在位)頒發的「勘合符」。顯然,細川氏手持的「勘合符」已經過期失效。
更大的流血衝突,便在嘉靖二年(1523)爆發。
這一年,日本的兩派都派出了使團向明朝進貢。大內氏派出的使節,名叫宗設謙道。細川氏派出的使節,名叫鸞岡端佐,同時,還有位寧波人宋素卿(朱縞)作為副使。
兩支船隊先後到達寧波,持有效「勘合符」的大內氏船隊先到,而持過期「勘合符」的細川氏船隊後到。不知何故,浙江市舶司並未及時查驗先到的大內氏船隊的「勘合符」,而是待細川氏船隊到後一起查驗。令人不解的是,後到的細川氏船隊,反而被允許先入港查驗,佔了先機,這樣,大內氏船隊的有效「勘合符」反而無效。更令大內氏使節宗設謙道憤怒的是,在市舶司於「嘉賓堂」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被安排在了宗設謙道的上手。雙方在宴會上爆發激烈爭吵,而明朝官員卻袒護細川氏。宗設謙道的憤怒終於失控,他下令手下抄傢伙,當庭攻擊細川氏使團。細川氏使節逃出了宴會,宗設謙道隨即縱火,焚毀了嘉賓堂,然後趕回港口燒毀了細川的船隊。
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等逃出寧波,宗設謙道一路追殺到了紹興,然後又殺回寧波,沿途追擊的明軍及無辜百姓不少被殺,明軍多名將領也同時遇難,宗設等「大肆焚掠,所過地方,莫不騷動,藉使不蚤為之計,寧波幾為所屠矣」(明代薛俊《日本國考略 · 朝貢篇》)。最後,宗設謙道在寧波奪船出海,還劫走了其所俘虜的明軍指揮使袁璡。
朝廷震怒之下,下令鎖拿了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而逃走的大內氏使團中,有一艘船被風吹到了朝鮮海岸,朝鮮將船上的數十人悉數縛送給明帝國。經過幾方對質,才發現,禍源在於細川氏使團的副使宋素卿向浙江市舶司主管太監賴恩賄賂,賴恩枉法,導致這場大風波。判決的結果是,宋素卿被判死罪。
這場風波之後,明帝國並未取消日本的朝貢。3年後(嘉靖四年,1525年),明世宗(嘉靖皇帝)令琉球入貢使向日本國王轉交一封信,要求將宗設謙道逮捕歸案,否則斷絕朝貢,但杳無音訊。
嘉靖六年(1527),巡按御史楊彝上奏說:「舊例日本入貢,以十年為期,徒眾不得過百人,貢船不得過三隻,亦不許以兵仗自隨。至正德六年以後,使臣桂悟、宗設等各從眾五六百人,又副使宋素卿等一百五十人。各詰真偽、爭端滋起。請令布政司移諮本國,今後遣使入貢,務遵定例,倘違定行阻回。仍行巡海備倭諸臣,修戰具,謹烽堠,選鋒蓄銃,以戒不虞。」(《明實錄》)歸納起來,他要求對日本朝貢重申四項限制,即十年一貢、人百、船三、禁止帶用兵器,都一併援照舊例。
朝廷隨即批准,明確提出日本的朝貢「凡貢非期,及人過百、船過三、多挾兵器,皆阻回」(《大明會典》」禮部 · 朝貢 · 日本國」條),作為一項定規。後來,官居首輔大臣的給事中夏言,乾脆上奏建議撤銷市舶司,朝廷接受,寧波市舶司被關閉。市舶司的撤除,實際上將中日貿易逐漸逼入地下狀態,「市舶既罷,日本海賈往來自如,海上姦豪與之交通,法禁無所施,轉為寇賊」(《明史 · 食貨五 · 市舶》)。
期間,大內氏派遣的兩次朝貢,都因不符合規定而被阻擋。更多的日本私人商船,更是無法靠近中國港口,他們轉而求助於走私渠道。王直下海經商的1540年,正是中日間走私貿易最為紅火的年份,「輸中華之產,馳異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海澄縣志》)。
1551年,大內氏的大內義隆因內亂(大寧寺之變)被殺,繼位的大內義長於1556-1557年遣使朝貢,但明帝國又將其視為篡位者而拒絕。6年後(1557),大內義長又被毛利元就所滅,大內氏政權徹底滅亡,日本陷入混亂,「勘合貿易」完全斷絕。從建文三年(1401)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日本的朝貢使團共計18批(田中健夫《倭寇與勘合貿易》),至此成為絕響。武裝走私成為主旋律,亦商亦匪的「倭寇」則成為主力軍。
(原文載於《大國海盜:浪尖上的先鋒隊》,雪珥著,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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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谷溪平家屋敷:公元1184年,日本源平合戰終末,權傾平安時代末期的平家一族,被源氏一族的戰爭天才源義經擊敗於壇之浦海戰,平家滅亡,源氏建立鎌倉幕府,統一日本。與平家有關係的人為了逃避源氏的追殺,紛紛躲避於荒山野嶺中。因此日本有很多平氏一族避難之地,例如岐阜縣的合掌村,以及這次要參觀的祖谷平家屋敷。這平氏屋敷的第一代主人以前是安徳天皇的御醫,平家滅亡後就躲到四國祖谷地區,發現祖谷山區為薬草寶庫、於是在此深山落腳定居採藥草,醫治鄉民維生,久了就受人尊敬,祖孫也發達了,還當過地方議員。但後來又因協助治療受傷反對蜂須賀公的祖谷軍因而連帶受罰,之後改姓西岡至今。整間宅第為西岡家(堀川) 代々相傳的古宅、屋內展示了江戸時代民家生活用具、還有和平家淵源的資料、鎧、古書等文物,訴說著這個家族曾經有過的輝煌歲月,由庭院中樹齢800年的老樹靜靜守護這家人。祖屋就這麼留了下來,後來便捐給地方政府當古蹟參觀。
“大步危、小步危”位於德島縣西部,吉野川上游的溪谷,是進入日本三大秘境之一“祖谷溪”的門戶,。它是由發源於石錘山脈,橫穿愛媛、高知、德島三縣的四國第一大河吉野川的幹流,衝擊四國山地的岩石而成的。峭立的岩石象刀砍斧削一般,成深深的V字形。河川兩岸儘是奇嶙怪峻的白褐色岩石,與映照溪面的青山綠意形成了極強烈的對比。大步危火車站地處偏僻,除零星遊客外,很少有人上下車。平日裏當地的計程車司機會義務輪流在站臺值班,接送遊客的同時處理一些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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